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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年中國歷史學五部優秀著作

    原標題:2021年中國歷史學五部優秀著作
    作者:歷史研究雜志社    發布時間:2022-07-26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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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反映中國歷史學研究前沿,構建權威、科學、公正的歷史學評價體系,引領新時代中國史學繁榮發展,中國歷史研究院歷史研究雜志社自2020年開始推出年度報告《中國歷史學前沿報告》,旨在梳理研究進展、盤點研究熱點、評選優秀論著。通過專家推薦、大數據采集、課題組篩選、問卷調查、專家審定等程序,我們評選出2020、2021年度中國歷史學十大研究熱點、五部優秀著作和十篇(組)優秀論文,F予陸續發布,敬請關注。

    點評專家:萬建武(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副研究員)

    用中國理論解讀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經驗,是學習研究黨的光輝歷史,從中汲取智慧與力量的關鍵所在。曲青山研究員所著《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經驗》一書,為我們正確把握這個“關鍵所在”提供了成功范例。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深刻解讀黨的百年歷史經驗的科學結論。該書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確黨史觀,用歷史映照現實、遠觀未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創造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強大生命力和闡釋力。

    從歷史發展中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大勢,是深刻解讀黨的百年歷史經驗的科學方法。該書堅持三個“歷史決議”的基本精神,用大歷史觀和人民立場的宏大視角分析黨的奮斗歷史,揭示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必然性。

    堅定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自信和政治自信,是深刻解讀黨的百年歷史經驗的科學結論。該書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問題,系統梳理黨的歷史脈絡和偉大成就,深入研究重大論斷和標識性概念的豐富內涵,探討重大事件和重要思想的歷史作用,詮釋了黨百年歷史經驗的精神實質和啟示意義。

    點評專家:李伯謙(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一個學科的學術史對于學科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該書將百年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重要發現及重大研究成果,按照石器時代、夏商周時代、秦漢到宋遼金元明清時代考古、科技考古及各個考古學專題研究分為4個部分,每部分包含約50個研究課題。該書所涉課題,均聘請在相關領域有深度研究并具有較高知名度的“50后”、“60后”大學教授和科研單位研究員領銜撰寫,同時聘請部分“70后”、“80后”的副教授或博士參加。每個課題以時間順序進行回顧,主要內容包括:對于各領域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的考古發現、重要研究成果(包括重要遺址的考古發掘報告、重要的學術論文和研究專著)的出版,相關領域研究具有創新意義的學術觀點的提出,新的研究理念和理論、方法的應用及產生的影響等,并結合國內外學術背景與動態進行分析和點評,包括對該課題今后發展方向的前瞻,并附大事記,以增強該書的資料性。

    全書共917萬字,參加撰寫的學者共276位。該書于2021年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之際出版,可以說是全體作者和承擔編輯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獻給中國現代考古學百年誕辰的一份厚禮,也是獻給全國考古學界和史學界以及關心考古事業的社會公眾的一份禮物。通過這部書,可以使讀者全面了解中國考古學各個領域、各個課題的研究歷程和取得的成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該書是一部內容豐富、獨具特色的、中國考古學“百科全書”式的著作。

    點評專家:郭小凌(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于沛研究員的《近代中國世界歷史編纂(1840—1949)》是一級學科——世界史的斷代史,其考察與討論的時間范圍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后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這段時期正是我國世界史學科的發軔期與早期發展期,也是世界史各分支學科——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現代史、斷代國別史和史學理論等方向,從草創、模仿西學到初步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

    關于這段學科史,以往研究主要表現為對各分支學科的歷史考察,但從一級學科的整體角度出發,綜合性地、具體地再現我國世界史教學與科研的過程,尚無人嘗試。這可能是因為世界史時空范圍宏大,涉及的分支學科、當事人及其成果為數眾多,且早期的世界史學人往往是雜家,有關史料收集不易,一般學人力所不逮,因此很少有人做這樣的大題目。該書作者勇于挑戰這一難題,并寫出具有相當廣度與深度的斷代史專著,填補了史學史學科的空缺,有助于世界史學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學科。

    作者視域開闊,能夠把自己深厚的史學理論功力運用到對中國世界史學科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與概括中,從起源開端到初步成形,從西學東漸、亡國危機到救亡圖存,包括后期新式國民教育的需要,都表明中國世界史學科的創立和發展與民族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與學者的家國情懷緊密相連,是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文化需要,是中華民族日益覺醒的具體體現。

    作者復現了世界史各個分支學科的演進路線,肯定了早期學科創建者們的艱辛探索,批判地介紹了不同時期的史學觀點,特別是分析了早期西方史學理論在中國學界的反響與回聲,分門別類地敘述創建者們在史前史、歷史哲學、革命史、文化史、國際關系史等世界通史、斷代史、專題史和地區史諸方向上取得的成就與不足,為讀者提供了一幅我國世界史學科早期發展的宏闊畫面。

    作者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在第三編中以大約占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了唯物史觀對我國世界史學科建設的重大影響。作者有敘有論,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與影響寫起,重點說明早期黨的領導人對唯物史觀的引進與推廣,特別是李大釗同志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不朽貢獻,進而論及唯物史觀的史學價值和對人類歷史的規律性認識,以及在唯物史觀指導下的世界史學科的重要價值。這些都是世界史學科的重大問題,對它們的討論為該書增添了理論思考的深度與厚度。

    綜括而言,《近代中國世界歷史編纂(1840—1949)》是一部近年來為數不多的學科史佳作。

    點評專家:張國剛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這種特殊性決定了有關她的評論與解說千百年來從未停歇,武則天研究也因此成為中古史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門話題。該書作者20多年來一直關注武則天,如今終于呈現給我們一部集眾家所長又立意更高的武則天研究佳作。

    首先,作者富有現實人文關懷,對于史學家應肩負的社會責任有著清醒認識。作者認為,傳統史學重視道德評價,新史學主張實事求是,但是后者在史學領域之外的影響卻微乎其微。尤其是公共史學,如歷史小說與歷史電視劇,對大眾影響最深,卻很少采納新史學的研究成果!段鋭t天研究》在這方面有較明顯的突破:通過正確分析武則天,樹立良好的史學觀念,從而幫助普通民眾更準確地理解中國文化。

    其次,作者全面整理了有關武則天的前人研究成果以及相關史料記載。作者通過對比史料來源,發現有關武則天的資料被系統地刪除過,留存至今的史料都是武則天退位之后即后武則天時代的記載。這些史料有一個共同傾向,就是為了防范另一個武則天(女皇)的出現,對武則天盡可能地妖魔化。因此,作者利用大量的出土文書、墓志資料等,努力恢復武則天研究的“第一現場”,這也是該書最有意義的工作。

    復次,這部著作更新了我們對于武則天的很多“傳統”認識。比如小公主與太子李弘之死,本來都是自然死亡,但是傳統史學與歷史小說卻沿著“女禍”的思路,將其加工為被武則天所殺。又如,武則天進入唐太宗后宮多年屈居五品才人而不得升遷,其中的原因并非性格不討喜或者后宮爭斗,而是因為武則天的父親身為太原功臣,與高祖、太宗之間的微妙關系所致。這些以重要事件為單元的分章討論,突出了研究重心,也成為現代史學著作的一個成功范例。

    最后,這部著作兼有文、史之長。語言敘述優美平實,并不晦澀難懂;剖析問題不疾不徐,如抽絲剝繭,娓娓道來,并輔以制度上的解說與鋪墊,充分考慮到公共史學的受眾與新史學的普及。另外,作者憑借深厚的史學功底與人文素養,不僅在史學考證與觀點分析上推陳出新,而且在政治史、思想史等層面也有深度思考,從而揭示出中國古代官場運作的一些規律。

    總之,《武則天研究》不是一部單純的史學著作,也不是一部簡單的歷史人物傳記類著作。它有著強烈的現實人文關懷,并對新時代的史學發展路徑進行了嚴肅的思考。雖然作者的立論未必完全無懈可擊,但該書仍不失為一部既雅俗共賞又嚴謹扎實的優秀史學著作。

    點評專家:倪玉平 (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者在20多年實地調查和個案研究基礎上,結合文獻考證和量化分析,對明清華北商業城鎮和中國傳統市場進行綜合研究,勾勒出明清時期華北商業城鎮和市場層級的輪廓,并呈現在經濟運行之下的商人、商業與市場的興衰變化,對相關領域研究方法和對象的拓展都有啟發。該書的貢獻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其一,對施堅雅模式的充分利用與整體反思。作者有力修正了施堅雅基于清代成都和西南地區研究而構建的“1843年各區域城市中心地的等級—規模分布”理論,指出施氏劃分的市場層級與實際情況有諸多不符之處,即使一直被認為商業發展較為落后的華北地區,其市場的發展情況也比學界以往的估計要高。由此,作者對明清時期華北地區城鎮進行層級定位,認為各商業城鎮的輻射范圍、市場級別與其行政等級之間差別很大,多數省城、府城的經濟地位往往與其行政級別不相匹配,而行政級別較低的“鎮”一級商業城鎮崛起,反映出明清時期市場體系對原有行政體系的突破。

    其二,深化對明清時期商業發展和市場發育的認識。作者重新認識消費的積極作用,將北京、開封、保定和濟南定義為商業城市。清中葉開封的人口不過10萬,但商業規模達到150萬—200萬的水平,顯示出高端消費對商業的影響,并順利推動了華北城市人口數量的大幅度增長,因此,“消費對于市場發育、城市人口就業均有積極的拉動作用”。

    其三,從比較互動角度審視明清城鎮經濟發展。作者對州縣城和縣以下鎮進行重點篩查,選取一批商業規模和腹地范圍已超出一般府城的州、縣城乃至“鎮城”,對其發展脈絡、商業規模、流通范圍等進行量化考察,確定其在市場等級中的位置,進而將一些快速發展但不為人知的商業城鎮勾勒出來。這些商業城鎮讓人們看到了明清華北城市的動態變化、城市的衰落和興起、行政功能減弱和經濟功能的增強,反映了傳統中國城市向近現代行進的軌跡。該書不僅推進了明清市場史研究,對于社會經濟史、歷史人類學、社會史、財政史等領域也不無參考價值。

    其四,挖掘、整理新史料,拓展研究資源。該書的一大亮點是作者搜集了以往未被發掘、數量豐富的碑刻資料。商人會館碑刻資料一般包含會館建立的時間、出資人及其金額、修繕時間及金額等信息,表面上看這些信息似乎只對梳理特定會館的變遷沿革有所幫助,但作者跳出用此類資料進行商幫、商路研究的常見路徑,而將商號、商業活動同城鎮主體緊密聯系,發現其背后蘊藏的豐富經濟史內涵。通過認真梳理大量碑刻資料并采用對商人會館碑刻的量化分析方法,該書對華北諸多商業城鎮的興衰脈絡、商業結構、商業規模、腹地范圍等進行細致入微的分析,揭示了城市商業的諸多細節。

    編輯:湘 宇

    校審:歷史研究雜志社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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